3月13日，浙江召开涉外法治协调小组会议。
涉外法治，对东部对外开放大省浙江来说，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可以说是浙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根基，也是一大特色亮点工作。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就提到，浙江、福建、广东法院探索“海内+海外”、“线上+线下”侨益保护路径，便利侨胞诉讼。
这不仅仅是一家或几家政法单位的工作。浙江为此统筹协同了省委依法治省办、省教育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法院、省贸促会等多家单位力量，全力推进涉外法治。
为什么涉外法治这么重要？浙江又该如何提升这方面的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？
（一）
改革开放以来，善做生意的浙江人在时代大潮里积极“走出去”，从东海之滨到五湖四海，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……浙江人闯天下如同“地瓜”藤蔓，不断向外延伸，汲取更多阳光、雨露和养分，根系扎得深、块茎长得壮。
然而，走出去谈生意、找商机，难免会遇到矛盾纠纷，涉外法治就在这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一起境外海域船舶碰撞案，能充分反映“中国式治理”的力量。
2021年7月，一艘舟山籍远洋散货船在距浙江4300千米外的印度尼西亚港口锚泊时，被一艘航行中的巴拿马籍外轮碰撞，造成船艏、右舷受损，只能在当地临时修理后返回国内。
事情发生了，总要赔偿和解决，但涉及外国船只及公司，处理起来麻烦不说，多个国内外法院都对这起事故有管辖权。因为对浙江法院的信任，中外两家公司协商一致选择宁波海事法院管辖，并同意适用中国法。最终，经过多轮调解，巴拿马籍外轮所在的公司主动履行了100余万美元的赔偿款，纠纷圆满化解。
中外当事人评价浙江司法机关“非常给力”。一句“给力”的背后，不仅为当事人减轻了诉累，也为浙江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打响了名声。
“中国式治理”的魅力，在于用人性化的调解方式化解复杂的矛盾纠纷，调解正是涉外法治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这不仅体现在“走出去”，也体现在“走进来”。“世界超市”义乌，有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常住人员1.5万人，每年入境流动人员超55万人。10年前，义乌成立了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，创新“以外调外”，邀请外商参与调解。如今，这支队伍已调处各类涉外纠纷千余件，涉及金额上亿元，是浙江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去年，义乌外调委入选全国“枫桥式工作法”，成为全国先进典型，可以说是极具浙江辨识度的涉外法治标志性成果。
（二）
以前有人理解涉外法治，主要是打官司和调解纠纷，其实这是一项多层次、宽领域的工作。
从浙江当前正大力实施的三个“一号工程”来看，这项工作与营商环境优化提升“一号改革工程”、“地瓜经济”提能升级“一号开放工程”两大工程都有关。
因此，涉外法治的提能增效，除了进一步发挥调解这一“东方经验”的优势，还要通过改革不断提高法治服务质效。
比如，面对涉外法治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浙江正积极探索创新，深化政务服务增值化、域外法查明、外经贸企业合规等一系列改革。
针对企业“急难愁盼”和涉外法治需求难点痛点，浙江今年出台《涉企法治服务增值化改革工作方案》，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整体优化提升“浙江模式”。
点开浙江政务服务网，法律咨询、市场化重整、法律风险防范等法律服务一目了然，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，提前了解服务方式、牵头部门、相关法律法规等；对限定外来商品、服务、要素进入本地市场等地方保护现象和行政性垄断，综合运用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备案审查纠错、督查约谈等来有效破除……
再如，在对企业不同时期需求进行“量身定制”时，当企业进入成熟期，浙江的法治服务会更多集中到为企业提供资本市场融资、投资并购、涉外法治服务等。
以公证为例，浙江一批公证处先行先试，设立了“一带一路”服务专窗；21家公证机构被列入司法部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点，可办理委托、声明、保证等18项公证业务，通过视频在线确认，申请人在线电子签名并签署文书纸质版，现场密封邮寄给公证机构后，公证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就能出具公证书，累计减少海外侨胞跑腿近万次，节省了大量时间及交通成本。
对浙江人来说，现在无论走到哪，法治服务就跟到哪。涉外法治步入“快车道”，对浙江加快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有重要意义，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贡献了浙江经验。
（三）
浙江提升涉外法治水平的短板在哪？
有专家指出，主要是人“不够”。这个不够，是专业人才队伍数量的不够，也是相关业务能力的不够。
浙江正在大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涉外法治人才。这支队伍，不仅要求专业素质过硬，还要通晓国际规则、精通涉外法律实务。
不仅如此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深入推进，浙江还成立了“一带一路”律师联盟杭州中心，组建“一带一路”律师服务团，连续开展外经贸法律服务月活动，探索为商业模式创新、新兴产业发展和海外侨胞安居乐业等提供高效法律服务。
据统计，2022年至2023年底，浙江累计办理涉外法律业务3900余件，举办各类涉外律师培训活动67次，培训涉外律师3100余人次。一批“雏鹰型”“飞鹰型”“雄鹰型”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育工程相继推出，涉外律师人才队伍持续壮大。
政府和高校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。今年2月，省司法厅与浙江工商大学签约战略合作协议，揭牌法治浙江建设研究院，充分挖掘各自资源优势，以跟踪式蹲点调研、柔性挂职、主办高端法治论坛等方式，进一步填补浙江涉外法治人才缺口。
在省级层面，浙江还持续加大境外法律服务站点的布局，发挥规模龙头律师事务所作用，设立律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3家，多家律师事务所与境外律师事务所建立业务协作，为浙江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、运用国际经贸规则提供指导和服务。
在地方层面，以去年进出口总额达1618.8亿元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34家、对外投资项目81个的湖州为例，随着涉外经贸领域纠纷增多，企业对优质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。今年3月，该市成立首家涉外法律服务中心，整合法律咨询、综合受理、合规评审、法治体检、普法宣传等职能，开展接单、派单、研判、反馈等“一站式”指导，为当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